最近看到 V 神一篇有意思的博客，V 神除了技术领域的探讨，在社会学领域也有很多有趣的文章，这里翻译分享下。
原文链接：https://vitalik.eth.limo/general/2025/08/12/ideas.html
很久以前，在「新冠时代」之前，我记得经济学家 Anthony Lee Zhang 曾向我描述过他对“理念驱动型观点”和“数据驱动型观点”的区分。理念驱动型观点是指从某种高层次的哲学框架出发 - 比如“市场是理性的”、“权力集中是危险的”、“历久弥新的传统是智慧的” - 然后通过逻辑推理，从这个框架中推导出更具体的见解。数据驱动型观点则在其最纯粹的形式中，是指在没有任何先入之见的情况下，先对数据进行分析，然后支持分析得出的任何结论。隐含的意思是：数据驱动型观点显然是更值得拥有和推广的观点类型。
上个月，Conjecture 的 Gabriel 批评了我对 d/acc 的做法，他认为，与其从一种“意识形态”出发，试图让它与其他人类目标更加兼容，我其实应该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中立地寻求那些最能满足全部人类价值观的策略。
译者注：V 神提出的 d/acc 即 defense/decentralization/democracy/differential 的缩写，旨在平衡技术进步带来的益处和可能出现的风险，并强调在技术发展中需要兼顾安全、去中心化、民主和差异化。这里是指 Gabriel 觉得 V 神应该更加从实用主义出发，而非探讨“意识形态”。
这些观点很常见。那么，被称为意识形态、原则、建立在理念之上的想法、凝结的目标，或一致的指导思想，在一个人的思考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反过来说，这些思维方式又是如何失败的？这篇文章将尝试描述我对此话题的看法。我的论点如下：
- 世界太复杂了，不可能“务实地推理”每一个决策。为了高效，你需要采取并复用一些中间步骤。
- 意识形态不仅仅关乎个人认知，它是一种社会建构基础。一个社区需要有某种东西作为凝聚力，如果不是某个理念或故事，往往最终就变成了某个人或小团体 - 而这可能带来更糟糕的负面影响。
- 另一个价值在于鼓励不同的人拥有不同、更狭窄的目标，从而促进和组织专业化。
- 现实中的意识形态是手段与目标的复杂混合体。我们的理论需要考虑到这一点。
- 意识形态有缺点，它会以多种方式干扰良好的思考。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 良好的个人和社会决策需要在“理念驱动”和“务实”模式之间取得平衡。我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具体说明这种平衡应该是什么样的。
在复杂情境下做出良好决策总是有“结构”的
想象一下你正在努力提升自己的国际象棋水平。在国际象棋中，有一个常见的经验法则：一只皇后值九个兵，城堡值五个兵，主教或骑士值三个兵。因此，用一个城堡加一个兵换一个主教和一个骑士是可以接受的交换，但用一个城堡换一个骑士则不划算。
这个见解有很多启发。如果你想在国际象棋中制定好的战术，一个思路是设法用你的骑士去“叉”住对方的两个强棋子：比如两个城堡，或一个城堡和一个皇后等等。你的对手被迫接受你的骑士吃掉其中一个强棋子，作为交换，他可以马上吃掉你的骑士（一个较弱的棋子）。
这里，“皇后=9个兵，城堡=5个兵，骑士=主教=3个兵”这一规则，实际上可以作为进一步衍生思路的生成器：这是一个可以作为起点的洞察，比完全随机寻找有效战术更有可能得出好策略。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看作一种“意识形态”。由于棋盘上的棋子在国际象棋中被称为“物质”，让我们再一次滥用一个已经被滥用的术语，把这种意识形态称为“唯物主义”。
可以想象，有些人会部分或完全不同意唯物主义。在某些情况下，为了获得布局上的目标，比如暴露对手的王或控制棋盘中心，牺牲物质是可以接受的。物质的价值也可能因情境而异。在残局中，我发现单个骑士比单个主教更有价值，而两个主教则比两个骑士更有价值。如果你的对手只剩下一个主教，那么如果你的兵都在和那个主教颜色不同的格子上，它们可能就更值钱了。一个在棋局战术中注重利用这些情况的人，可能会称自己为“位置主义者”。
位置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在一些实际问题上可能会有分歧，比如在如下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用两个兵换一个主教：
理想的国际象棋棋手可能能够将唯物主义者和位置主义者的观点结合起来，根据具体局势的需要在两者之间灵活切换。这就像黑格尔式的综合（Hegelian synthesis）。然而，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对何时应该关注唯物主义的理由、何时应该关注位置主义的理由有一些具体的想法，而这些想法本身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译者注：这里用国际象棋如何更好的获胜举例子，说明标题中含义，指出如果在复杂环境下做出良好抉择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这里也可以理解为抽象的意识形态。
原则在社会协作中具有价值
在现代世界中，有效的行动必须是集体行动：也就是成百上千、甚至数百万人同时为了同一个目标采取行动。这种行动有一部分可以通过金钱（或物理强制）来实现，但这种方式是有限的；我们很多行为真正有效，还是依赖于内在动机和社会动机。
在我关于“多元性”（Plurality）的文章中，我描述了社区在这方面主要有三种选择：
围绕某项任务进行协作是非常有力量的：如果你能说服很多人相信登月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那么一旦大家开始行动，就会有许多人为登月付出大量的努力、创造力和精力。以太坊的“合并”（2022年从工作量证明转向权益证明）对社区中的许多人来说就是这样的例子。但任务本身是一次性的，你不会希望在任务完成后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就此消散。原则和领导者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能够不断产生新的任务：当旧任务完成后，他们可以继续指出新的有价值的任务来进行。
围绕领导者进行协作有一个众所周知的风险：领导者很脆弱。历史上有许多关于领导者变得疯狂的故事，或者优先级和价值观发生较为温和但依然影响深远的变化。这种风险不仅适用于个人领导者，也适用于作为团体的领导者。
围绕原则进行协作 - 特别是那些不是结果主义的原则 - 则可能更加稳健。作为一种协作工具，（精心选择的）原则有一个关键属性，我称之为“星系脑抗性”（galaxy brain resistance）。结果主义的一个弱点在于，它容易受到领导者巧妙论证的影响，让他们用复杂的“四维国际象棋”二阶理由证明自己选择的几乎任何事情其实都能带来最佳结果。而原则则能有效地作为这种倾向的刹车，说“无论你的论证多么巧妙，我们都有一些明确的界限，有些事情就是绝对不能做”。从这个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弱点 - 即“意识形态很笨 dumb” -其实反而是一种优势。
还有一种重要的协作形式是内部协作，通常被称为“动力”（motivation）。我经常发现，人与人之间协作的洞见也可以应用到一个人内心不同“子代理人”之间，这些子代理人有着不同的视角和目标。在这里，类比是：拥有一个你内心达成一致的清晰原则或目标，不仅能让你更有动力去做事，还能防止你偏离轨道并自我合理化做出错误的事情。
译者注：这里 V 神说明抽象的意识形态在集体化的合作中能够促进写作，避免单一领导者/团体的腐化，简化做事的准则边界避免被领导者欺骗，以及对于个体思想的统一。
凝结的目标作为专业化的体现
让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目标是有益的，尤其当这些人处于一个机构的不同子部门，并且各自有着特定的使命时。一家公司有市场部，也有软件开发部，还有许多其他部门。你其实并不希望市场部一直保持极度开放的心态，时刻思考任何能让公司变得更成功的方法；你希望它专注于市场工作。这种做法似乎又偏离了纯粹的结果主义，但严格的分工让公司能够有序且高效地完成任务。我认为，整个人类文明的总体进程也具有类似的特点：你希望不同的人能够内化并专注于不同的文明子目标。
其中一个微妙且常常被低估的原因，是这样做能够实现有效的衡量。如果一个行动者的目标是“做所有有用的事情”，那么很难判断它的表现是好还是坏（无论是从该行动者自我改进的角度，还是从外部责任的角度）。但如果一个行动者有一个更为具体的目标，那么你就能判断它的工作效果以及可以如何改进。这种好处非常显著 - 有时甚至足以抵消不同行动者因拥有不同子目标而导致的部分协作失败的负面影响。
译者注：抽象化的意识形态有利于专业化
意识形态是手段与目标的混合体
在这篇文章中，我迄今主要将意识形态看作是关于手段的：它们是一系列关于哪些行动最能实现某些普遍认可目标的主张。而在 Gabriel 的文章中，意识形态则主要关乎目标：首先要关注哪些目标。实际上，意识形态总是手段与目标的复杂混合体。但如果说意识形态是关于目标的，那么我该如何在上述论证中将这一点考虑进去？
这里，我会用一种“作弊”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任何我们足够凝练、以至于能将其形成意识形态或写在纸上的目标，实际上都属于一种手段。
为什么这么说呢？请考虑一个非常重视自由的人。一开始，他们可能会说自己重视自由，是因为自由可以带来更高效的经济和更稳健的社会。但假设你向他们展示了一种可以在没有多少自由的情况下实现高效经济和稳健社会的方法。比如，你拥有一台先进的计算机，它控制经济，告诉每个人该去哪里工作，而“稳健性”则来自某种每月运行一次的民主投票机制，可以调整或完全替换计算机的输入。这位自由主义者看到你描绘的社会愿景后，感到非常不安，他们知道如果这种社会真的被实践，他们会立刻开始谋划反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认为，“凝练的价值观”本身就是一种策略或预测，而真正的终极目标（他们所追求的“胜利条件”）其实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一个高度隐晦且复杂的条件和偏好集合。当这位自由主义者听到关于高效且稳健但不自由的社会方案时，他们意识到，实际上效率和稳健性在这里就像国际象棋中的“物质”：是获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全部。
译者注：这里 V 神想要强调的应该是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比较虚无缥缈的目标概念，也是实现终极目标的必要手段和方法。
意识形态可能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气候变化的激进分子经常说，他们支持“去增长”式的政策，因为这是避免地球过热的唯一途径。但如果你提出用太阳能（或者更极端的太阳能地球工程）来避免地球过热，同时又不需要干预物质丰富或资本主义，他们总是会显得过于积极地找理由，说这种方案行不通，或者会有太多“意想不到的后果”。
加密货币的拥趸常常宣称，他们希望提升全球金融的可达性，创造可信的产权，并用区块链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但如果你向他们展示一种完全不依赖区块链就能解决同样问题的方案，他们总是会显得过于热衷于找理由说你的方案会失败，也许因为“太中心化”了，或者“激励机制不够”。
这两种例子有点像我上面提到的自由主义者，但又不完全相同。将自由本身作为目标是合理的（只要它不是唯一的价值）；自由是人类经过数百万年进化深深植入内心的目标。而将“消灭资本主义”或“区块链的大规模普及”当作同样的终极目标，是不合理的。
我认为，这基本上就是我们需要警惕的失败模式：把某种东西提升为终极目标，而实际上它并不是，从而严重损害了更深层的真正目标。
译者注：这里 V 神强调的是，最危险的是错误的意识形态当作终极目标。
如何调和这两种观点
在前面的部分，我指出了你可能称为“意识形态”、“原则”或“理念驱动思想”的两种积极用例：
- 理念驱动型思考和执行，分别作为“部门”。就像公司有专门的市场部门一样，社会也有专门保护环境的部门，同样，象棋选手也可以有一套专注于“哪种方式可以让我吃掉对手棋子并保护自己的棋子”的思考流程。
- 原则作为协调工具。与其围绕领导者或精英进行协作，不如围绕理念，这样更稳健、也不那么容易失败或被少数人把控。
实际上，社会运动通常兼具这两种模式。对外，他们捍卫一种原则，减少社会过度依赖精英阶层的风险；对内，他们在某些主题上深度探索，进而产生有价值的思想和策略，推动世界进步。比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既捍卫社会自由，也发明了预测市场、完善了拥堵定价方案等许多有价值的理念。环保主义者不仅通过政治倡导保护环境免受不可逆损害，还发明了清洁能源和人造肉等新技术。
译者注：这里两种观点应该是“理念驱动型观点”和“数据驱动型观点”，这里举例子说明了理念驱动的正面
与此同时，这种模式也有两种失败的风险：
- 过度聚焦工具性目标，被极端追求，最终背离了原初目标。
- 围绕着没有边界的目标进行，最终变成围绕一群负责解释目标的精英阶层进行协调。这正如 Balaji Srinivasan 所说的“民主就是民主党人的统治”，也是有效利他主义批评者指出该运动从广泛关注高效慈善转向狭窄地解决 AI 安全问题，并将资助集中在自己社交圈子内部的典型例证。
译者注：这里举反例说明了，理念驱动型观点的弊端，即理念本身偏离，以及被少部分人刻意解读。
我提出两种折衷办法，以平衡这些优势和劣势：
- 数据驱动的理念选择。拥有一套能提出假设的思想主题，然后用数据分析来选择重点关注哪些主题，忽略其他主题。Bryan Caplan 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有强烈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但同时重视实证严谨性，最终导致他主要倡导的事业（如更开放的移民、更少的学校教育、住房放松管制）都有强有力的数据支持。虽然他的自由主义信念也让他相信一些我很不同意的观点，但他很少专注于那些无法用大量数据支撑的理念。你可以不同意 Bryan 更极端的观点，但在我看来，他在极端程度上比其他人都更理性，所以他的做法肯定有其合理之处。
- 原则，而非意识形态。两者之间的细微区别是，原则往往具有限制性，而意识形态则趋于全面化。原则告诉你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但仅止于此；而意识形态则没有限制，可以无限延展。这种区分虽然只是近似的，但我认为很有意义。把原则的社会协调功能聚焦于“防止偏离轨道”，可以让一个运动或个人在正常情况下受益于更务实的思考，同时又有相当的稳健性。
译者注：这里 V 神提出两种方式，第一个即根据数据来分析驱动，可以更加严谨把握。第二即进行反向的约束会更加简单，比如译者在高考报志愿时候用的是排除法。
世界以及我们（个人和集体）的心智都极其复杂且有很多内部结构，这意味着“直接把所有价值加总，然后做那个最符合整体价值的数据驱动方案”的方法在实践中常常会以各种方式失败。同时，过度依赖某种内部结构也会出问题，有时甚至更糟。像这样的平衡办法，更有可能获得双方的优点，同时降低双方的缺点。
译者注：最终 V 神还是总结了需要多种方式结合才能更好在复杂世界进行良性的推动发展，不过还是看的出来 V 神倾向于技术主义来解决问题，不过并不极端。